“1995年春天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走动，老赵，你放心一点金，我晚年有三靠呢！”楼道里，82岁高龄的丁盛冲着老班长咧嘴一笑，声音不大却透着底气。对方愣了愣，随即哈哈一笑：“老丁，你这三靠是什么？”丁盛晃晃手里的拐杖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妻儿、组织、战友。”随后抬脚下台阶，步子虽然慢，却稳得很。人们喜欢从这一幕读出倔强，也能看到一个共和国上将退役后的真实境况。
时间往前拨十三年。1982年初夏，总政送来一纸“命令性通知”，丁盛必须脱下戎装。文件写得很客气，措辞却没有商量余地。那时的南京军区司令部静得吓人，参谋们脚步都放轻，怕惊着老司令。丁盛看完文件，没言语，只把钢笔重重扣在桌子上，笔尖崩裂，墨水溅到袖口。那是他从1930年进红军后头一回被动转身离开部队。外界猜测他会闹情绪，可当天深夜，他把警卫员叫进书房：“车子备着，明天去干休所报到。”干脆利落，没有一句抱怨。
正式退休后的前两年，他把所有精力都压在读书和写作上。新中国成立早期颁发的“工作笔记制度”他沿用了一辈子，哪怕离开战位，仍天天记录：天气、血压、读书心得、对部队人事调整的看法。“记录能让脑子不生锈。”这句话，他对每个来访的年轻军官都说。不得不说，这股自律劲儿，和他当年在苏区跟王稼祥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时一模一样。
93年8月，总政、总后联合通知给丁盛的补助每月再加50元，还明确享受师职医疗。数字不大，却等于官方公开承认了他的历史功绩。文件下发那天，他没第一时间拆信，而是先让老伴把菜端上桌。吃完饭才打开，一口气读了三遍一点金，然后把信封叠好放进抽屉：“组织没忘我，我心里亮堂。”这句自言自语，被孙子偷偷记进日记。
真正让丁盛安心的，是战友们的牵挂。从广州到哈尔滨，从成都到武昌，走哪儿都有老兵来看他。有人拎几斤花生，有人塞两条鱼干，条件差的只写封信。“这种念想，比什么都值钱。”他常说。可也正因为战友太多，回信回不过来，他自创一套“批注法”——在来信页脚划一杠，写“已阅，甚念，丁盛”五个字，折回信封，由警卫统一寄出。简洁，却暖心。
外人更关心他的日常开销。丁盛自己算过一笔账：每月军队补助、离休费加在一起不到两千元；老伴退休金约八百；广州、南京两地干休所轮流接待，不用他操心房租；子女都已工作。“吃喝不愁，医药有保障，加上战友偶尔塞的礼金，够了。”他摆摊似的摊开账本，算得清清楚楚。相比战火岁月里的缺衣少粮，这点收入已是奢侈。
闲暇时他喜欢出门“巡河”。原因很简单，家在珠江边，走几步就是水面，风一吹，思绪自然飘回当年渡江作战。1994年国庆，他坐在江堤石阶上，随口跟警卫说：“当年我们从锦州打到天津，累得像破机器一样，可只要一睡醒，照样冲锋。”警卫没吭声，只把这句话记进了口袋本。后来丁盛住院，警卫把小本递给主任医生，医生长叹：“老人家气场真足，难怪恢复快。”
身体状况转差始于1998年秋。医院检测，他肾脏、心脏同时告急。钟南山院士带队会诊时，老人表情镇定：“我打仗时见过更危险的场面，现在就是另一种战斗。”他说完闭目养神，像在战前蓄力。住院期间，部队同僚隔三差五来换班照顾，子女更是成宿守在病房。一天深夜，护士听见他对老伴轻声讲：“一靠你们，一靠组织，一靠战友，我不怕。”第二天清晨，他又精神十足地要医生准许他下床活动。
遗憾的是，病魔终究不讲情面。1999年9月25日清晨，监护仪搭出的呼吸曲线突然归零。军医紧急抢救无果，8时45分，丁盛走完人生路。安静离世，没有叹息，没有遗言，只剩病历夹里一张折成四方的小纸条——正反两面写满人名，全是来信捎钱的战友，后面统一批注：“收到，心领。”
丧事从简，遵照他生前嘱托。灵堂里没摆荣誉证书，只有一张黑白遗像。前来吊唁的老兵排成长龙，有人颤着手摸了一下灵柜，哽咽着说：“老司令，您说的三靠，我们记住了。”工作人员随后把这句话记录进广州市档案馆，成为丁盛晚年生活最质朴的注脚——没有盛大排场，没有巨额财产，唯有亲情、组织、战友情，稳稳托住了共和国老兵最后的岁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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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点金 丁盛将军被命令退役后，晚年生活如何？丁盛自称：我晚年有三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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